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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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

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3篇

【篇一】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30年,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篇二】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

论共同富裕

摘要:共同富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艰辛路上由理想转化为现实。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进行了扬弃。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为现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共同富裕 邓小平 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千百年来,人们孜孜求索,并为之奋斗。但在社会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艰辛路上由理想转化为现实。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同富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在对前人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新一步探索。毛泽东指出,要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看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把大力发展生产力看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把均中求富、同步发展看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中国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思想具有很大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进行了扬弃。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关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其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思想,并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概括。邓小平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②他认为,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才能持续发展。把共同富裕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重视改革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为现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反观今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不是真正的走在正途上呢?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是,在我国国内生产总之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综合国立大幅度跃升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出现了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没过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走的都是这条路,在政府的改革计划中,政策向一部分人倾斜,让他们的钱包先鼓起来。改革开放之初,即使有些偷税漏税就当政府让利了;
假情假意假货充斥市场人做新创意;
资产重组中有权势者捷足先登;
少部分人享受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快餐;
土地交易中,官商有了快速增富的机遇等等,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定。应该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国策,不完全是市场导向。问题是,没有清晰的设计:该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该富裕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来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等等。这样,原本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没有先富起来,急切需要富起来的农民没有先富,而那些有了钱的先富者,富了以后还想富,富了以后并没有想到带动的责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体现了社会效益,却失去了社会公平。先富者不仅没有有效带动期待共同富裕者,还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共同富裕的阻碍者。不断推高的放假,让正努力期待过上小康生活的人望尘莫及;
物价不断上涨,收入就变相减低了,先富者决不愿意拿出更多的红利给员工发工资;
公共品越来越缺乏的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共同富裕遭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没有预料到的阻力。

我们需要明白,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步富裕。我国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人们在致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先与后、快与慢的差别。在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也有所不同。基于此,我们不可能做到同步富裕,且也是因为此,各自的富裕程度差别更加明显。总之,贯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和结果。当然,贯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正确处理“先富”和“后富”的关系。其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部分先富”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部分先富”要受“共同富裕”的制约和指导,而“共同富裕”又以“部分先富”为基础、途径和前提。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追赶先富,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任何把“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割裂、孤立、对立起来的看法,都将在社会实践中走向反面,带来危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不同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以及企业经济效益、个人天赋的差异,必然形成地区、企业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合理的收入差距对发展生产、提高效率有激动作用。但差距过大,高低悬殊,就会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产生两极分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然而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先富与后富之间关系的反映,而非主要由社会制度性障碍造成。它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也不是两极分化。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暂时性,我们既要承认贫富差距,又要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从全局的高度规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认识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是在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并展开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奔向小康。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由科学变成了现实。在我国现阶段,应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幅度,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今后,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共同富裕的方针,坚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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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篇三】作为新青年,面对共同富裕

论共同富裕
2013.04.1608:00
来源:《求是》期号:2013/08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其中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凝聚13亿人民磅礴力量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经济正在“爬坡”,实现共同富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与制约因素,理性看待并正确把握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此前一切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从历史和国际视野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能够摆脱贫困,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都属于贫穷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全新阶段,其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走国强民富道路。共同富裕的本质意义在于,它强调的是“共同”。尽管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了富裕道路,但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还是在当今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都十分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既要发展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又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矛盾异常激烈,根由就是两极分化,一面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迅速积累;
另一面是贫困在劳动人民中累积。经济周期与危机的爆发,导致工人大量失业,既没有收入来源,又没有社会保障,必然使得劳资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势不两立。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特别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劳动者获得一定生存与发展空间,社会由此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有了质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开始凸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我国收入差距呈扩大势头,分配不公问题明显,引起部分群众心理和行为失衡,产

生了一些社会矛盾。因此,要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
共同富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本质上体现的是分配与生产的关系。分配公平,可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还是两极分化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最有消费意愿的广大中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消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继续鼓励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在继续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合法经营率先走上富裕道路的同时,让更广大的劳动人口以更快的速度脱贫致富。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真正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才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二、清醒地认识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问题
当前,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思想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巨大提高的前提下,一些人从自身状况出发,对全国范围的收入差距问题感受不深,以为收入差距并不大。显然,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到2011年底,我国还有1亿多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年纯收入2300元的最低贫困线以下,还有2000多万城市居民依靠各种救济和低保生活,目前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一半,比英国和法国人口总和还多,而且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深山区,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相对偏低,脱贫难度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平均富裕,就是同步富裕,看到收入差距,就以为出现了两极分化,甚至认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因此,缩小收入差距不是要消灭差距,而是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可行的办法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共同富裕。
体制障碍。主要表现为市场自身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和政府调控不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选择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机制在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就是市场缺陷带来的不良后果。况且经济体制改革要经历一个过程,其中体制漏洞和缝隙的存在也使收入差距扩大。如少数垄断行业过高收入、一些企业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少数人利用土地市场不规范的漏洞一夜暴富等问题,也造成了大量不合理收入现象。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政策的存在,比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户籍制度的存在,城乡居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享受着不同待遇,直接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强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开征了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但我们在宏观调控环节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遗产税、财产税的开征需认真筹划,个税申报还存在着偷漏税的情况等,这些都使得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
居民素质障碍。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公平分配的标志是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而等量贡献的重要条件就是劳动者的素质基本均衡化或均质化,进一步讲就是全体劳动者都能接受均衡的教育,一方面要教育质量均衡,另一方面要教育时间大体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与其收入虽然不必然是一一对应关系,但大体上成正比例关系。要实现富裕,就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事实上,由于历史、现实和劳动者个人原因,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很不均衡。从接受教育时间来讲,不少人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接受了20多年的正规教育,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只接受了基本的扫盲教育。从教育质量来看,有的人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的人获得的则是比较差的教育。劳动者素质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收入上的差距有时甚至是收入悬殊。
三、理性认识并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共同富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认识与正确把握。要理性认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一是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在城乡居民包括贫困人口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相对差距,而不是一部分人绝对富裕另一部分人绝对贫困的绝对差距。二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过大区间,但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从量上来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要超过0.5,从质上来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会

导致社会矛盾异常激化,这些在我国都没有出现。三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有其合理一面。既要看到我国收入差距中有非法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更要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的。四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扣除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因素之后,实际的收入差距要小于名义收入差距。五是我国社会发展差距要小于收入差距。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科技、文化、教育、环境的差距无论从城乡还是区域来看都小于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差距并不完全与收入差距成正比。联合国人类发展署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不能用收入差距来代替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但本质上是发展水平低和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我国的改革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而且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只有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逐步推进,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体制的漏洞和缝隙,产生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而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如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从根本上讲,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和不平衡导致的,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来解决,需要通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兼顾效率与公平来解决。绝不能因为收入差距扩大了,就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就搞平均分配,或者照抄照搬别国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既要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要对实现共同富裕充满信心。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更多地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调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艰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打“攻坚战”、“持久战”。更重要的是对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充满信心。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取消农业税特产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建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收入申报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一系列鼓励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都起到了良好作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综合状况的基尼系数自200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缩小势头,城乡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缩小趋势;
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特别是贫困人口要过上小

康生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执笔:赵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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